1 前言
美国着名摄影家罗特思说过：“所有的纪实摄影都敢面对社会，产生互动并进行诠释，每一个时代的社会都传递着。”以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纪实摄影就是摄影家以纪实的技法主观地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社会生活和探索人文精神，诠释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之间相互的关系，有一定历史文献价值的摄影体裁，具有记录人类的活动，描绘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制度、习俗，揭示、影响人类行为的功能。因此，很多纪实摄影家特别关注社会、人性的复归及对社会认知的文化渗透。把创作者的主观意识穿插于众多的作品中，并重新打散、构建。在自身的纪实作品中针对弱势人物在特定社会区域的活动中，通过深层次地探究社会现象的视觉描写，以摄影家独特的主观意念揭示弱势人物的生活本质。
上世纪初，美国纪实摄影大师雅格布·里斯在１８８８年拍摄的《纽约的另一半如何生活》，让纽约市政当局开展了一场改造贫民区的运动，让贫民区中很多弱势的人物得到了帮助。美国的另一位纪实摄影家刘易斯·海因在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９年间对童工进行了摄影纪实报道，提醒公众注意这些弱势童工的工作环境及他们毫无生活保障的困境，使得美国市民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关于保护童工的劳动法。雅格布·里斯与刘易斯·海因都是以纪实摄影为工具参与并改造了处于社会底层这些弱势人物的生存状况。
在我国有一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纪实摄影家，如因塑造《我要上学》影集中的“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等弱势人物的瞬间形象，从而推动中国“希望工程”进程而成名的北京摄影家解海龙；１８岁参军、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近百次地翻越唐古拉山，纪实拍摄弱势的藏区儿童，以《西部情韵》影集、《天域心缘》影集闻名的青海摄影家贺凤龙。他们几乎与新中国同岁，见证和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巨变，是中国新纪实摄影的开拓人和中流砥柱。他们认为，新纪实摄影的创作，只有关注弱势人物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中所呈现出的瞬间形象才真正具有艺术和社会价值，也只有这种世俗生活细节的瞬间表现才具有长久的美学魅力。
2 瞬间形象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提出：“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所谓形象性是艺术区别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形象是艺术反映生活的一种特殊手段。艺术形式离不开形象的描绘，而这种形象既有长时间性的，也有短时间性的表现。与美术、音乐有所区别的摄影艺术更重视这种短时间性的瞬间形象的表现。瞬间形象是从事物运动过程中抽取出来的一个瞬间图像，它是对时间的冻结，对事物形状的凝固，对事物表现的定格。常年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弱势人物为解海龙与贺凤龙提供了永恒的瞬间形象，这些形象或是弱势人物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瞬间、一个片段，或许是一个空间。虽然只是审美表现短促的一瞬间，但能唤起观众的联想，形成对瞬间形象的自然回顾与自然延伸，起到承上启下的提示与概括作用。
所以，它是一种艺术审美的存在方式，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过程与人性灵魂。如作品《童心》中表现了两个满身污垢、稚嫩的胳膊使劲掀开帐篷门帘、满脸充满阳光、且好奇地察看陌生世界的藏家丫头，充分展示出了主题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所处的地点环境。这一瞬间正是摄影家贺凤龙对青藏高原牧区生活片段的一个时空概括。
在造型艺术中，绘画、雕塑都具有形象的瞬间特征。而摄影的瞬间形象，则受科技的制约，必须直接从生活素材中记录，即从实际存在的有形的事物中去抽取。所以摄影瞬间形象的物理反应过程是：照相机通过快门开启与闭合的几分之一秒到几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来捕捉形象。此时，事物的外部形态通过镜头投射到焦平面的传感器上，形成光电信号后转换成数字图像。这种物理的数字图像（即事物所呈现的某种外部形态）就可以成为纪实摄影的瞬间形象。纪实摄影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按下快门的瞬间，当摄影家所创作形象的精彩神态和感人行为在转瞬即逝之时就要果断地按下快门。#p#分页标题#e#
１９５２年法国纪实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勒松精辟地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的着名论断，即“在所有的表现方法中，摄影是惟一的能把精神和转瞬即逝的瞬间丝毫不差地固定下来的一种手段”，因此，瞬间形象是纪实摄影的生命，“如果快门是在决定性的瞬间按下的，你就会本能地赋予画面以栩栩如生的生命。如果不能把握这个瞬间，你的照片既没有内容，也没有形象，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可见瞬间形象的塑造是新纪实摄影的灵魂，也是摄影艺术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解海龙与贺凤龙的创作极大地发挥了快门的瞬间作用。在《大眼睛的小姑娘》作品中解海龙应用瞬间的抓拍技术，定格了一位虽然面对简陋的教室环境，却能聚精会神地学习的小姑娘，那双瞬间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神深深地凝固在千万人的心中。在《草原骄子》中贺凤龙深入青海果洛大草原，用纪实的抓拍技法瞬间概括了一群活泼上进、热情四溢的高原孩童形象。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解海龙曾深入我国南北贫困地区，足迹遍及中国２６个省、１２０多个县，行程２万公里，采访了１００所农村学校，上万名农村学生和乡村教师，发现许多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不能正常地入学接受教育。毕业于鲁迅美院摄影系的贺凤龙，入伍三十年一直在青藏高原忘我地耕耘。许多牧区的孩子因交通的阻碍和学校的缺失而辍学的状况使他受到了极大震撼。解海龙说：“他们渴望读书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心用照相机把他们记录下来，告诉富裕地区的人们，只要你能伸出双手帮帮他们，这些孩子就不会成为文盲”。
正是解海龙与贺凤龙心怀摄影家的使命感，去发现、观察、提炼生活，才塑造出了《大眼睛的小姑娘》———苏明娟、《小光头》———张天义、《大鼻涕》———胡善辉，以及《惑》、《藏家女》、《童心》、《草原骄子》、《沐》等众多性格迥异、天真烂漫而又不畏艰苦、满怀求知欲望，代表着广大弱势群体的瞬间形象。解海龙与贺凤龙镜头中瞬间形象的审美表现，是经过他们长期对弱势人物的观察体验、艺术构思、主题提炼、形象塑造等一系列的复杂创作过程中概括而完成的，具有凝固、再现形象瞬间状态的艺术特征。
3 审美表现
虽说解海龙与贺凤龙作品中的一幅幅画面反映着一个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但它们却都承载着一幕幕弱势人物生活的酸甜苦辣，透过这些让我们感动、感叹、感慨的画面，可以进一步了解弱势人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态，进一步认知和反思我们人类自身存在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他们的作品是以反映弱势人物的“丑”为本质，摈弃了那种艺术类教科书中人工唯美的倾向，为自己创造出了新的美学领域，那就是淡化了艺术，却加强了朴素的美和社会意义。因为作品中并没有反映更多美的形象，所谓“丑”的形象用朴拙的纪实技法就能阐释一切。在此，“丑”的形象在观众、读者眼中呈现为四面漏风甚至漏雨、年久失修的教室危房；泥泞不堪的地面上放着摇摇晃晃的破旧桌凳；凳子上坐着衣衫褴褛且长年未洗梳、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但又孜孜求学的众多山里娃；不离不弃他们的仅靠微薄收入又拖家带口，却长年坚守园丁岗位的最美乡村教师；紧随家中成人四处游牧、冬迁夏挪，终年不出草原的懵懵而永远阳光灿烂的尕娃丫头。这种“丑”不入目正是解海龙与贺凤龙手中卤化银胶片上感光的潜影，不同口径、焦距镜头中弱势人物的表象。
朱光潜认为，一般人所说的“丑”大半不外指自然丑的两种意义。它或是使人生不快感，如无规律的线形和嘈杂的声音；或是事物的变态，如人（生）的残缺和树的臃肿。我们见过，这两种意义的丑与艺术“丑”应该有分别，因为这些自然“丑”都可以化为艺术美。在《美的历程》中李泽厚提出，庄子极大地扩展了美的范畴，把“丑”引进了美的领域。任何事物，不管形貌如何，都可以成为美学客体即人的审美对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审“丑”是一种期待、是人性的希望。新纪实摄影的瞬间形象都表现在人性的这面旗帜下，关于人的一切，包括艺术类教科书中关于人的丑态，都是新纪实摄影作品要表现的一切，人性的涵义也正是艺术作品着重要体现的社会价值。所以这种“丑”的纪实表现伴随着人性的涵义，也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和社会性的审美特征。#p#分页标题#e#
１．审美表现的真实性
“艺术审美的真实性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或再现的真实，一是反映主观世界的真实或表现的真实。艺术审美的真实性，应该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融合和相互统一。”新纪实摄影审“丑”的真实性，是指作品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程度，不是简单地照搬、记录生活。是摄影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客观的选择、提炼、加工，通过瞬间形象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生活的某些内在本质。客观认识生活，是真实反映生活的先决条件。认识得越客观，才有可能反映得越真实。
作为摄影家，解海龙与贺凤龙为真实感知及客观认识社会所表现出的勇气、良知与毅力让人心生敬意，他们的影像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真实的、珍贵的视觉文献，推动了全社会都来关注特定的弱势人物———“失学孩子”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以摄影家的真实实践，为所有严肃的中国摄影群体提示了一个创作努力的方向。为了能真实表现“失学孩子”生活的辛酸苦辣，用自己的照片去改变贫困孩子的命运，解海龙曾经走过全国很多地方去拍摄他们的生活状态。他的代表作之一《全校师生》就是远赴交通闭塞的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城南１５华里处的神峪沟乡拍摄的。作品中只有四个主体人物，他们分别是：带路的农村汉子及老师段计存和三个求学的孩子。在描述学校的真实环境时，解海龙说：“从村口到学校其实有八里地，要翻两道梁”。段计存老师告诉解海龙，“这个村子巴掌大，只有三个该上小学的孩子，因为村子偏，离别的学校远，所以就在这里盖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校，不久前教室塌了，没钱盖新的，只好在磨盘上上课。”希望工程的代表作《大眼睛》中的主体人物苏明娟出生在安徽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简朴的乡村生活。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及对社会生活客观的认知，使摄影家解海龙与贺凤龙关注“丑”的特定形象有了更沉重的分量，丰富了观众、读者的审美范围，所以“丑”的真实生活也是艺术审美表现的源泉。
２．审美表现的典型性
审美对象的典型性是指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特定的艺术形象，这种特定的形象既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要体现出一定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艺术形象。一般包括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情节、典型情感等。别林斯基认为：“在有才能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观众、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这种熟识的陌生人就是艺术作品中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在生活中似曾相识的具体的又带有普遍性的审美表现。纪实摄影审“丑”的典型性是衡量其作品艺术形象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我们在欣赏解海龙与贺凤龙的纪实摄影作品时，总能获得一种言说不尽的心灵感受，关键在于他们作品中“丑”的典型形象所表现出的人性灵魂。作为纪实摄影家解海龙与贺凤龙都有一双发现生活中存在“丑”的典型形象的慧眼，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重新构建了这些充满个性的典型形象，那就是众多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和关爱他们的乡村教师及破败不堪的求学环境。与城镇中那些不愁吃穿、校服整洁、脸上充满幸福笑脸，在公交发达、窗明几净的校舍中求学的少儿相比较，这些弱势人物生活的环境，虽然表现出交通闭塞、人迹罕至等老少边穷地区的典型环境，但他们依然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努力学习。解海龙在《自传》中说：“很多孩子哭着要上学，家里没有条件，他们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蝎子卖掉，或剪掉指甲、头发换钱……”。
１９９１年４月解海龙在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拍摄了作品《大鼻涕》，画面表现了一间简陋不堪的教室里，一群孩子坐在残旧破缺的桌椅上课的典型时间和地点。当时解海龙用了前实后虚的小景深突出地塑造出了一位身穿补丁又露出残絮，流着止不住的鼻涕却朗朗读书的鼻涕哥———胡善辉。这个典型人物的审“丑”表现差点取代了当年“希望工程”的代表形象《大眼睛的小姑娘》。作品《惑》中再现了一对藏家母子在寺庙求神拜佛的画面，贺凤龙用小景深抓拍了穿着藏服的男孩面露困惑、迷茫的典型瞬间形象。在作品《沐》中，贺凤龙巧妙地利用了牧区狭小的、没有玻璃陋室里从土墙上面积不大的窗格空隙中透出的微弱光线，用相机定格了在这典型的时空中一个依偎着背篓的男孩正在认真阅读的典型形象。新纪实摄影作品中“丑”的典型形象是按着人类自身的生命形式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有满足人类直观自身的审美价值。所以，“丑”的典型形象更具有丰富深刻的艺术和历史意蕴，通过个性刻画揭示社会真实，体现历史的发展趋势，使观众、读者产生震撼心灵的审美体验。#p#分页标题#e#
３．审美表现的社会性
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形式之一，艺术作品的审美是通过对人的观念意识进行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的，先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而后影响实际社会生活。因而，审美活动的表现应具有社会性。人类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广泛参与、认知并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教育，就能影响并改变着自身的观念意识，进一步可以间接地改造社会现实。新纪实摄影家既是社会生活的见证者，更是直接参与者。他们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和人性的回归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发展并扩大了大众媒介，提高了社会透明度。匈牙利摄影家拉斯洛·莫豪利·纳吉说：“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所谓的美学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
解海龙说：“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我的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北两地展出，这也是海峡两岸史无前例的。北京的展览是中国摄影艺术节中的一部分，当时有十三四个大型影展同时展出，名家劳苹以及许多国外着名摄影家也来参加。国内影展的作者，有吴印咸、简庆福大师。而我是无名之辈，因此影展放到过道上举行，没想到照片却引发了强烈反响，１０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挤在展板前，流连忘返。许多老人边参观，边擦着眼泪，感慨万分。许多大中小学生排着队来参观。他们把钱放在地上，一万人为影展签名助威，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希望工程真诚的道义支持。我第一次感受到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我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正是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大眼睛的小姑娘》中那双充满明亮、带有求知欲望眼神的人物———苏明娟，在照片拍摄十五年后大学毕业被安徽一家银行录取。《大鼻涕》中因天气寒冷流着止不住的鼻涕为“中华奋起而读书”的胡善辉，从小学到初中得到了几十个人的捐助，毅然知恩图报地走进了军营。据中国摄影在线报道，解海龙拍摄的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失学孩子，全部都复了学；涉及到危困教室的，全都建成了希望小学。截止２０００年希望工程共收到捐款１７．８２亿元，援建希望小学７０００余所，救助失学儿童２２０万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说：“海龙的一张照片经常会引来一所学校，甚至不止一所”。
新纪实摄影的审“丑”表现既要艺术地描绘世间万物的一般规律特征，也要记录人类自身与时俱进的历史规律，更要艺术地表现自己的思维活动，才能不断地创作出以人为本的，带有自身主体性或以非自觉意识的形式领悟人生真谛的伟大作品。这种审“丑”的创作表现总是在给人以客观现实认识之外更为深刻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对自身生存意义的“禅悟”。只有更多的以解海龙与贺凤龙为代表的中国纪实摄影家们带动全社会关注并延续对弱势人物的关爱和帮助，艺术家们的审美创作才能更好地表现出伟大的社会价值，人类艺术的审美活动才能更好地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