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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的合于时宜、因时制变的美学观

2017-03-17 10:25 互联网

时人者,圣人之身刘熙载说:文之道,时为大。(《刘熙载集》,59)①这个时,是合于时宜的意思;这个大,是至尊的意思。文之道,时为大,就是说,从艺为文不仅要合于时宜,而且要把它放在首要地位。

为什么要合于时宜?因为时就意味着变,一切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是天然规律,普遍规律,文艺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刘氏一再强调:一代有一代的文艺,一代的文艺有一代的特点: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 《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的风猷;观唐人书踨,可见唐人之典则。 谅哉! (175)这说的虽然是书法,但诗、词、文、赋亦无不如此。

刘氏还进一步认为: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为正体,不必如周。 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 然俗而久,则为正矣。

(158)这里所说的章程,主要指的是不同时代的社会规定,也包括人文崇尚、文化思潮和集体无意识的约定俗成。这章程一旦法定或公认某体为正体,那么,其他体就只能是被鄙视乃至被绞杀的俗体。历来都是如此,刘氏却不以为然。他不仅肯定各个时代的正体会有变化,而且认为时间久了,俗体也有可能变成正体,颇有发展变化的眼光。

历来都有人鼓吹正变观,认为正就是好的,变就是不好的。刘氏并不否定诗文有正有变,但却反对以正变来判定是非优劣。他说: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 正而伪,不如变而真。 (119)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 (119)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 (78)正统的不仅不一定是正确的、好的,而且还可能因为固步自封而变成腐朽。

既然文艺是因时而变的,正优变劣的说法又不能成立,那么,因时制宜就是必然之理了:出于因时制宜,则皆中也;若非因时,则皆偏也。 (554)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刘氏一再声称的既无不及又无过的中道,也就是正道。在刘氏心目中,因时制宜就是正道。

因时制宜是反对复古的。历来都有复古与从时的矛盾,而且斗争一直很激烈。刘氏崇尚六经,自然不反对学古,但决不提倡复古;学古与复古不是一回事。他很清楚,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184)。学古是古化为我,为了发展现在;复古则是我化为古,意图回归过去。刘氏主张古今兼用,反对我化为古: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 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115)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 盖文唯其是,惟其真。 (86)词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盖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 (144)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实质上就是我的心已经化作了古;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则强调的还是一个变字。可见,因变而从时,应时而制宜,确是刘氏的基本观念。

因时制宜,这个时字须善认,不可看小了。时间的推移,必然伴随着环境、人物、事件等的变化,这是一个多元的整体性变化和转换,因而,因时制宜也应当是一个多元的融合。刘氏在谈到学习书法时说: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 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 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这里所说的可知的书之时,既关乎物,又关乎我,既关乎情,又关乎德;也就是说,既关乎客观世界,又关乎主观世界,既关乎感性世界,又关乎理性世界。所谓书之前后莫非书,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文艺广泛的外部联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传统、时尚,诸种事物,无不时时与文艺相关,诸种变化,无不处处与文艺牵连。因此,因时制宜包容着多方面的制宜,是一个须不断地随时随地体认力行的过程: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穷理须是将理穷得活了,方有用。 (13)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 (4)立乎其大,随处体认,合之,该存省之道。 (564)穷理要穷得活,随在尽所当尽,无疑都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多元制宜的意思。存者,存养;省者,省察。如果既能立志高尚远大,又能随时随处体认,那就完全符合存养什么、省察什么的道理了。

刘氏所说的文之道,时为大,并无夸张之意,在他的心目中,因时制宜与道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实,一个是名。他说:人外无道,道要在人上尽。(《持志塾言》)又说:观于天以时行物生为道。(同上)这就是说,道体现在人为,是人为所必须遵循的必然规律;因时制宜是遵从事物变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来长养万物,因而也就是道。所以,刘氏明确断言:道,与时偕行者也。 (43)《易》之道,时而已矣。 (37)道与时偕行,等于说因时制宜就是道。刘氏精研六经,特别崇尚《易》,认为《易》的哲理思想就是一个时字,也就是因时制宜。正因为因时制宜与道是一个东西,所以刘氏赞成韩子的看法,把能够通晓时变、而又能因变制宜的人推上了圣人的宝座:韩子言时人者,圣人之身,良是。 (555)时人,就是通晓时变而又能因变制宜的人;圣人之身,意谓时人具有了做圣人的资质,因时制宜、持志力行就是圣人。这观念源自孟子对孔子的称赏:孔子,圣之时者也。①赵歧注曰: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后世常说的时之圣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是不是圣人,以能否因时制宜来定夺,可见刘氏所强调的时为大绝非耸人听闻。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文之道,时为大,不仅时要善认,其中的道更要善认。纵观刘熙载的学理论着和文艺论着,这个道至少有三层意思是与时相关的,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不同正所以同;二是君子时中,三是至变而实至常。

先看不同正所以同。

不要以为注重时,注重变,就是一味地强调不同。其实,变与不变,同与不同,是相互依存的。刘熙载的思想很辨证,在强调变、强调不同的同时,也强调不变、强调同,而且这个不变的同特别耐人寻味:文之道,时为大。 《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也。 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啴缓。 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59)按常规思维,与时为消息,结论应当落在不同上,但刘氏却推出个所以同的结果来,而且是不同正所以同,也就是说,正因为不同,才有了同。不同为什么能见出同?这个同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刘氏的《艺概》是游艺约言,没有作专门的具体解释和阐发。

王安石在为变法辩护时,也曾提出过惟其不同,是所以同的理念,而且阐发得相当透辟,可以参照: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 夫君子其故欲为此不同哉? 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惟其不同,是所以同也。 如时不同而故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 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与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 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 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 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

①王安石也是从时不同,言行不得无不同出发,推导出惟其不同,是所以同的结论。并由此认为:不同者是迹,同者是道;迹不同是必然的,道相同是必须的;如果时不同而迹相同,那就是不能因时制宜,也就无所谓道;如果时不同而道亦不同,那就意味着水流不宗于海而泛滥成灾,社会没有纲纪而礼崩乐坏。如果不考虑道的具体内涵,王安石的见解还是颇中肯綮的。

一代有一代的文艺,一代的文艺有一代的特点,这是不同;每一代的文艺都在变化,都要因时制宜,都要协调一体,和而不同,不同要和,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162),只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87),这就是同。世间的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变化中只有不变者存,那就是变化永存,变化的规律永存,这就是不同中的同。刘氏把这个同视作通理:一事有一理,万物共一理;专尚通与专尚别者,皆蔽。 (12)显然,这个通理,就是个别中的一般,特殊中的普遍,个性中的共性,就是普适理念,就是道。道,在老子那里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本体,但在刘氏这里,一般都是指向共同性、普遍性规律。通理就是共同规律、普遍规律。因时制宜本身就是通理,故而也就是普遍规律,也就是道。

那么,怎样的道才是通理呢?刘熙载强调君子时中。刘氏经常说到一个中字:直而温,宽而栗,贵中而已矣。 (45)敬和,皆离中字不得。 (45)礼乐之道,中而已矣。 (44)有万世无弊之道,中是也。 (29)这个中,就是中道,即中庸之道。《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说:中庸乃执其两端,用其中。《朱熹章句》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又说: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刘氏特别崇尚中庸之道,在他的着作中,随处可以体会到他以中道理性化解并超越极化思维的地方。于是,他重复了先哲的话:君子而时中。 (42)时中二字,最早见于《易·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中庸》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中庸章句》解释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暏、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这就是说,由于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所以须随时以处中,无时不中。由此可见,时中,就是因时制宜、随时随地地恪守中道。

把因时与用中统一起来,不仅要因时制宜,而且要随时处中,这就使时为大具备了道的理性自觉:其一,时中是趋时,趋时则须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二,时中即是坚持中道理性,反对偏激,反对极化思维,努力稳定而持久地由坏向好的方向转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三,将两者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强调对立统一与多元融合的中和之美,就是在和而不同、动静适度中追求和谐理想。这无疑是文之道,时为大观念中可以而且应当随时随处体认的基本理念。

在刘氏看来,这个时中是至变,但实质上也是至常。常字在刘氏笔下也多次出现,如:道只是个常。常必合对待流行者以观之。遇盈谓盈,遇虚谓虚,遇消谓消,遇息谓息,难以知常矣。 (41)常言即是至言。 (34)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 (101)道只是个常,这个常,有普遍之意,又有长久之意。朱熹所说的,随时而在、平常之理,强调的就是道的平易一面、普遍一面。然而,道虽然因时而变,无定体,但它又是不同中的同,作为规律,它又常常在、始终在,所以它又是长久之道。常道就是普适之道,长久之道。如果偏于一隅、一极,或随俗而消长存亡,那就不是常道。常言即是至言,这个常言,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结果,是只有经过从常(平常过话)到奇(精心雕琢)、再从奇到常(本色天成)的长期磨练过程,才可能达到的言语至境、艺术至境,所以称至言。

至言、常道绝非易到。刘氏说:舜之无为而治,禹之行所无事,其道只是用因。因者,至变而实至常也。(567)舜的无为而治,禹的行所无事,都是因时制宜,都是治国方略的至变,但也是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正由于有了至变,也才有了至常。其道只是用‘因’,这个因,也就是因时制宜的意思,因为能够因时制宜,所以才达到了至常。时变,道亦变,时至变,道亦至变,这本身就是常道。老子《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无为而治、行所无事,就是无须言说也无从言说的常道,是道的最高境界。刘氏说:治胜乱,至治胜治。至治之气象,皞皡而已。(8)皡皞,广大自得貌,和乐舒畅貌。在刘氏心目中,舜与禹的天下就是这样的至治至美,因而也就是达到了至常。不同正所以同,同中别有洞天;文之道,道中自有乾坤。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因时制宜,难在制宜二字。只知道要应时而变不行,还要善于制变。怎样制变?刘熙载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81)这话源自《周易》: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为易……通变之为事……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①这是讲通过卦象爻象之变以观天象天数的道理。其中的文,本指花纹、纹理,引申为经纬、规律的意思;天下之文,也就是天地万事万物的经纬、规律。《周易》还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②这是申说通其变,神而化之,可以使民宜、使政久的好处。唐代名相魏徵也这样劝谏过唐太宗: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③他把通变与因时制宜、中庸三者统一起来,体现出多元熔融的整体性思维特点,内涵相当丰厚、深邃。由此可见,通变论是对因时制宜的哲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个具有很强思辨性和实践性的普适理念。

通变,《汉语大词典》解释为通晓变化之理,总觉得缺点什么。通变,不仅有通晓之意,恐怕还有融通、贯通之意,解释为融通变化或融贯变化,可能更切近腠理。古人多说通其变、变则通,用的都是融通、贯通之意。因时制宜,制者,统制也;宜者,合宜也;合起来就是:统制变,使之合于时宜。只知道变不行,重要的是怎么统制这个变,使其成为一个既合乎时宜、又熔融谐和的美好整体。刘氏说:古与今,理同势异。不能贯通之,是不知本;不能变化之,是不知用。(31)他在论说因时制宜的道理时,在论说文章章法时,多次用到融贯变化这一概念,说明他是深得通变观之精义的。无论从理论哲思方面看,还是从诗文解读方面说,刘氏的通变观,特别是融贯变化说,都有诸多能够启迪思路的见解。

在理论哲思方面,刘氏提出一个不一之真宰的说法:《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 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87)单一不成文,杂多也不一定能成文,一切文都是不一与一的统一,都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不一是形,一是质;变是迹,不变是道。这个能把不一统一起来的一,能把变统一成一个整体的不变,就是统制整体使之熔融谐和的真宰。这个真宰,要活解。从形下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整体中有不同的具体体现,例如,在不同时期的文艺中,可能是政治律条,可能是文化思潮,也可能是审美崇尚、风俗习性;在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可能是情,可能是意,也可能是形象、结构,甚至可能是某种表现手法。但从哲思的角度看,它们都是不一之统一性的体现,都是变之统一性的体现,都是多元融合之统一性的体现,都是对立面之统一性的体现。刘氏为什么把这个统一性称作真宰?因为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只有有了统一性,不一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不一就是一盘散沙,变就是任性胡来。体之不成,何谈熔融,何谈美好!

不一之主宰说,其真谛就是融贯变化。融贯变化是因时制宜的要领,体现着通变观的精髓。

刘氏不仅运用这一哲思来观照文艺流变、文艺发展,发挥了传统的因时制宜论、通变观和不同正所以同说,同时把它广泛而娴熟地运用到具体的文艺专论和作品分析中,且独具慧眼,令人不时地心头一亮。

例如刘氏论章法美时说: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 融贯变化,兼之斯善。 (107)小令难得变化,长调难得融贯。 其实变化融贯,在在相须,不以长短别也。 (139)尽管不同作品的章法美有诸多差异,但既要变化,又要融贯,而且要通过贯一来达到熔融谐和,却是普遍的原则。

再如刘氏论草书美时说:

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 然不齐之中,流动照应,必有大齐者存。 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162)不齐就是不一,就是变化,大齐就是一,就是主宰;没有不齐,就无所谓草书;没有大齐,不齐就没有法度,就不能形成熔融谐和的统一体。尤以书脉为要,这书脉,实际上就是贯穿始终、流动照应众不齐、诸变化的大齐、大一、主宰、统一性。

刘氏对《离骚》的解读,可以说是运用融贯变化理念的典范:《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

(119)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句,足以括之。 (118)《离骚》是极开阖抑扬之变与自有不变者存的高度统一,这极开阖抑扬之变就体现在百尔所思,这不变者就体现在我所之。那么,什么是百尔所思?什么是我所之?刘氏至少从两个方面作出了解释:

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 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尚未得其旨。 屈之旨盖在临睨夫旧乡,不在涉青云以泛滥游也。 (119)赋家主意定则群意生。试观屈子辞中,忌己者如党人,闵己者如女须、灵氛、巫咸,以及渔父别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对者,皆若沓然偕来拱向注射之耳。 (127)百尔所思,指的就是升天乘云,叩阍问灵,呼天抢地,役使百神,就是忌己者、闵己者、别有崇尚者、不置是非者的纷繁群意;我所之,指的就是屈原在升天乘云中反复临睨夫旧乡(祖国)的真挚情怀,就是屈原盛德高志、宁死不移的耿贞主意。正由于有临睨夫旧乡的贯通,涉青云以泛滥游才能够激情流动有序;而且开阖抑扬越泛滥,爱国情怀就越显得深挚。正由于屈原主意拏得定,来自各方的群意才能够通过反衬、垫衬、烘托、渲染,拱向注射成一个散而能聚的完美整体;而且群意越强劲,主意就越加突出。

因时制宜的关键在通变,通变的关键在融贯。刘勰强调贯一为拯乱之药,言近而旨远;刘熙载张扬融贯变化,语短而意长。

小禅自缚,岂佛之过哉因时制宜,必须有与时具进的创新精神。不要因为刘熙载以六经为文论范围,以《周易》为哲思渊源,服膺中庸之道,崇尚本色之美,就认为他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保守派。其实,他骨子里相当开放,思理多有独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穷理须有日新之功,大公之量。谓今日所穷之理,后此无可进,一己所穷之理,他人无可正者,皆非也。(13)所以能有这样的创新观念,恐怕是由于他精通六经之微、深悟艺术之真,所谓入之愈深、出之愈达,思之愈奥、行之愈旷是也。就拿反对复古、提倡独创来说,他不仅多次嘲讽拾古人牙慧,一再强调要有个自家在内,而且不时说出一些令人简直不敢相信是他所说的话,例如《书概》中有云:张融云: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余谓:但观此言,便知其善学二王。倘所谓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者耶? (183)。

二王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都是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张融却遗憾地说他们无臣法,即没有体现我张融的法度。按常理,张融此言确属狂妄之极,然而刘氏却从这狂言中看出他善学二王。道理何在?就在于张融虽然是学二王,却能实取诸性而自足,勇于创新,终至在草书方面自成一家,成就了狂草方面的万世之师。刘氏认为,学书法应先从宗师古人、善摹各体开始,但更重要的是要以性情为本,自出新意,迨既自成家,则惟变所适,不得以辙迹求之(177)。张融正是这样。正基于此,刘氏对前人见过于师,仅堪传授之说提出了质疑:能够见过于师,且富于创新,终自成一家,青出于蓝,事固多有,不是更好吗?

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历来为学书者所尊崇摹仿,但结果却有很大不同:学《圣教》者致成为院体,起自唐吴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贻口实。 故苏、黄论书但盛称颜尚书、杨少师,以见与《圣教》别异也。 其实颜、杨于《圣教》,如禅之翻案于佛之心印,取明离暗合;院体乃由死于句下,不能下转语耳。 小禅自缚,岂佛之过哉! (171)院体(大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学院派吧?)学《圣教》,由于死于句下,不能下转语,没有创新,故而贻口实,为后世诟病;颜、杨也是学《圣教》,但由于如禅之翻案于佛之心印,取明离暗合,即敢于创新,故而受到苏东坡与黄山谷的盛称。显然,这是以是否有创新来判定学习古人的高下优劣,其褒奖禅之翻案,与肯定张融恨二王无臣法的狂言,精神上是一致的。

小禅自缚,是由于道行不足而自己捆住了自己,当然不是佛的过错。在刘氏心目中,这道行不足,主要指的是心胸偏狭、识见浅薄。他一再强调文以识为主,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183)。书法是这样,诗、文、曲、赋更是如此。从正面说,刘氏极力称赏的那些诗文成就特别高妙者,无不是心胸、识见特别突出者。例子不胜枚举:如说杜诗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故而高、大、深俱不可及(97);说陶潜诗文,不但胸次超然、心态无为,而且性情率真、本色天成,故能大而化之,其品尤上(94),等等。显然,不能想象没有杜甫襟怀的杜诗,没有陶潜胸次的陶诗。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氏对苏轼诗文的论断,平易中颇藏丘壑: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 (73)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102)什么叫打通墙壁说话?大概地说,就是眼无障,心无碍,说话透底。中外名人都说过这样的意思:每个人的眼界、心胸、思想,都在一些小圈圈(鲁迅还说是黑屋子)里打转转,且都难以自知自明;圈圈虽小,但有的人却能昏昏大睡,有的似醒非醒,有的还自鸣得意;似醒非醒者苦苦挣扎,自鸣得意者自欺欺人,只有昏昏大睡者反倒是福寿安康。这虽然有些悲观,但悲观之中正见出心眼无障、识见透底的难得。苏东坡打通小圈圈的墙壁,放开眼量,荡开心胸,畅通思路,确实是一个醒者。刘氏说他的诗文精微超旷、开阔心胸、推倒豪杰、透过一层、善用翻案、空诸所有、无中生有、推倒扶起、无施不可、与天为徒,时时处处流溢着无障无隔、通达透底的逸气,并非虚饰。

刘氏还说:东坡最善于没要紧的题说没要紧的话,未曾有的题说未曾有的话,抑所谓君从何处这话应反转来看。没要紧的题、没要紧的话,正是要紧的题、要紧的话;未曾有的题、未曾有的话,恰是别人心中所想不到的题、笔下所达不到的话。正由于此,人们都不免惊讶,不知道他这是从何处看,才得到了这些别人想也想不到的题、说也说不出的话。所谓无人态,显然意味着东坡诗文蕴含有无人能及、匪夷所思的渺邈意念,呈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骨仙态。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情态,非超群识见、超旷心胸,何以能有?正由于此,苏轼遭贬,沙田道上遇雨,穿林打叶声四起,转瞬间,却又从他心里烟消云散,以至于也无风雨也无晴了①;泛舟赤壁,正沉浸在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哀怨之中时,一转脸,又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造物者之无尽藏,于是适意自然,与朋友相互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了②;即使不知道明月几时有,而且是常向别时圆,也还是把酒相邀,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③;即使是夜半归家,敲门都不应,也还是心平气和,坦然自处,倚杖听江声④……此等文心,此等诗境,非识见超群、心胸超旷,何以能得?

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103)看来东坡的心胸识见是得力于庄子。不用说,庄子比东坡更透底,所以刘氏对庄子文更是极尽褒奖之能事:别人多说庄子文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氏却认为那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高妙之至;别人多嘲讽庄子文是胡说乱道,刘氏却认为:庄子文看是胡说乱道,骨子里却尽有分数。 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 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 (56)这里的分数、大方要善认。刘氏说:书有分数,非难,有无分数之分数,为难。(572)庄子文的分数就是无分数之分数。刘氏说:有神品,有逸品。神,无方无体;逸,无思无为。(582)庄子文的大方,就是无方无体,无思无为。可以说,一部《庄子》,说的都是无方无体的极端透底话,所呈现的都是令人难以踪迹的极端理想的神境。就拿与人有关的来说吧:他理想中的人物,是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的真人⑤;他理想中的心态,是勿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勿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心斋⑥;他理想中的言语,是因物随变而日新,尽自然之分而和美的卮言⑦;他理想中的技艺,是未见全牛,全以神运,无厚有间,游刃有余,且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的庖丁解牛⑧。特别是他对人类局限性的认识,更见出那视觉点的超高超远: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①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②这是从人生的空间局限和时间局限两个角度,从宇宙的无限性和人的智能的有限性两个方面,来说明宏观世界(至大)和微观世界(至细)都是不可穷尽的,来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迷乱和危殆都是由人的自不量力造成的。无疑,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根本性困境。庄子不是在地球上说话,而是在天地之外呼号。历来的学者们都把庄子和孔孟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他们只是在两个明显不同的层次上立论。事实上,庄子并没有指斥孔孟关于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观点,他只是站在宇宙的无何有之乡③,回望地球,观察人类,审视圣人,看到的就只能是小,小,小,一片小!立脚点不同,视觉界差异,大小自然不同,并非执意褒贬。如果庄子也在这些小中打转转,那他还能够猖狂妄行,还能够登临那个无方无体的大方吗?

小禅自缚,岂佛之过哉!虽然声称自己不出六经范围,但灵魂深处却滋蔓着庄子的大方,这样的刘熙载,在文之道,时为大的观念中,怎能不渗透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呢?充实不可以已,这话也可以看作刘氏的自喻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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