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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哲学深思

2016-08-09 09:48 互联网

“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特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的产生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支撑,它的发展更是贯穿着一定的哲学思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一、实践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在1845年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先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列宁说,“实践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但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知道,实践的观点不仅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实践观点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2]。毛泽东特别重视实践并身体力行,而且善于从事实践活动,从实践活动中探索解决实际理由的有效策略。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时候就重视实践活动,那时他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萧子升在暑假的时候徒步游历湖南数县,了解民情生活,进行社会调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毛泽东以这种实践哲学为指导,从事着革命实践活动,并善于从革命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达到寻找解决理由的真正的答案之目的。

其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毛泽东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作的“诊断书”。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进行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活动,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在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理由的良药就是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能寻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理由的正确策略,除了因为他体恤民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于苦难之中的历史使命之外,更在于他具有勇于实践的精神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古汉语的一个词语,最早是指考据学的命题以及一种指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策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创造和发展,这一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实事求是,而且善于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理由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3]他在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农民生活苦难深重以后,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毛泽东又一次根据实际出发,他看到了中国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并提出依靠广大农民阶级开展游击战争,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打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在创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强调“‘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实际理由’‘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成功地战胜了党内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谬论,使党的正确策论和决议得以制定和执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策略,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开展增加了光彩的一笔。#p#分页标题#e#

三、矛盾的基本观点

矛盾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特别是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策略论之一。列宁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着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5]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和运用矛盾分析法,他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这个策略(矛盾分析法),才能正确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目前状况,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仔细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别是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矛盾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还包括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非常复杂。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争取领导权,必须掌握武装,必须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共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中国社会的矛盾又一次的发生了转变,在众多社会矛盾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次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正确认识到这一矛盾的转化,并根据实际制定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成功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洗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同国民党反动派要使中国继续实行独裁、专政的路线之间的矛盾,并继续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发动人民战争,进一步发展和执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及时地推翻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四、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刻地、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历史,即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

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同时,他们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并且,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成功中的关键作用。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亲历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毛泽东深刻地感悟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能否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继此之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并领导了驱张运动,更加强化了自己的群众观点,更加相信群众的力量。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传看宣言中这样写到:“世界上什么理由最大?吃饭理由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7]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因此,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及南昌起义后的一系列挫折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在农民占人民绝大多数的中国,要想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要想解决中国的革命理由,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主,必须要依靠农民,必须要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实在毛泽东所进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并发展着人民群众的观点,始终走着人民群众的路线。这包括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对国民党的围剿活动所进行的反围剿,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以及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和敌后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运用,特别是解放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形下,以惊人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完成三大战役,进而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p#分页标题#e#

陈毅元帅曾经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所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才使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得以形成,才使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得以坚持和发展,才使得中国革命得以胜利。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的实践基础就是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实际理由,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的理论基础或者是思想支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观点,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哲学观点作支撑,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与必要。因此,我们探究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哲学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理解和运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有着深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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