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金玉珍玮”的反思：墨子反装饰造物思想的缘起
墨家因创始人墨翟而得名，是百家争鸣中另一重要学派，分为前、后期墨家。前期是由墨翟和周围同时代的学者构成;后期墨家是墨翟的弟子所组成的学派。墨家代表着作是《墨子》，包含前后两期的墨家思想，具有代表性。墨子对于夏商社会物欲横流，“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过分重视纹饰审美的社会状态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辞过》篇中把三代君王生活从宫室居住、衣饰饮食到舟车宫女配置做了描述分析，对于他们过度地装饰，将宫廷后院弄得文饰繁缛、艳丽无比的行为颇为反感。墨家认为审美文饰大大超过了实用性，使得造物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设计艺术的作品首先必须满足使用的基本功能，其次是享受功能，再次是鉴赏功能，构成了一个不断提高的需求序列。
在青铜时代，这种序列在商周王室工匠设计思维里面象是颠倒了的。大量夏商时的青铜器制作精美、形制端庄、纹饰繁复而独缺实用功能，唯有象征意义，两代朝大量铸造了这些华丽的“摆设”。周天子也并没有摆脱日渐衰弱的命运。依靠这些象征性的国之重器不能保全王者的尊严和威望。青铜器上大量的凌厉凶恶纹样暗示着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到春秋时期周王已经失去了武力制约诸侯的能力，全国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五霸各据一方彼此征战吞并长达 300年，被灭掉 50多个诸侯国。据考，春秋中后期(前 7-前 6世纪)就出现和使用铸铁，冶铁技术首先应用于生产和战争，即制作铁制工具和兵器，但是直到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才成为主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到战国晚期，铁制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甚至出现了钢制的更加坚韧的兵器。
李泽厚说“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铁器时代到来了。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方唱罢我登场、风骚一时。他们之所以能够称雄一方，无不走的是“兴农一富国一强兵”的道路，“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无论如何，铁制农具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渐渐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的转变，使得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成为可能。而铁制(钢制)兵器的使用，强大了诸侯国的武装，对于战争的胜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墨家强调“实用”的造物思想，无论从历史的反思还是从其社会现实需要来讲都是有意义的。墨子认识到他所在的战国初期，一国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首先要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工具的改进对于时代的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设计农具和兵器时首先考虑其功能实用的性质，这一思路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2 “形制适从作用”：功能主义造物观的践行者
墨家在对于设计的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的同时，也积极实践着自己的“形制适从作用”、“形式追随功能”的观念。
理论上，春秋时齐人管仲和墨翟都在着述中对“利”的概念提出了明确的见解，墨子认为“拙”与“巧”的分别就在于设计的效益，看产品是否满足人的需要。法家之祖的管子也认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但是在实践操作上，墨家更是实用功能主义的积极践行者。
首先，墨家具备实践的条件。从他们的人员构成来看多为一线手工艺工人，出身低微、来至民间，是百工代表，因而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主张兼爱、尚贤、非乐节用。在春秋动荡的社会背景中，墨家作为平民设计师“逃儒背周”，明确提出自己的人生设计思想，成为继儒道之外最辉煌的思想成就，墨翟本人也成为中国设计史上最智慧的人物之一。其次，墨家在农业和军事方面的设计实例很多，《墨子》一书多有记载，从中我们更能体会出他们作为设计者的职业道德观念。
其中突出者当是与公输般有关攻守宋城的较量，在围城与守城器械和战略上墨子都绝对占据上风。(见《墨子·公输》)墨子将自己反对不义战争、对民众的热爱都化为设计动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极力维系着道德平衡。再次，《墨子》一书中不仅有先秦文化中许多设计成就的记录，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对于光学、力学、数学、声学、机械、土木领域科学概念理论的阐释和关于木器、建筑、服饰、兵器的设计技术的记载，逐渐完善了造物规范标准(如比例与尺度等)，也启发了后世艺术设计规律的形成。“节用”，简化、效益原则是规范化的要求，这些原则长时期地实施在中国古代造物设计艺术之中。#p#分页标题#e#
3 结语：“利天下为之”
正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努力探索，并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坚守，墨家及墨翟本人在当时即被孟子，庄子等极力称赞：“墨子---利天下为之”、“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现象，成为先秦社会的人心向往。
功能性是产品的第一特征，对于产品在实用和欣赏之间，实用是位于第一层面的。因为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产品的经济效益，对于刚进入封建社会处于成长期的各政权来说，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富国强兵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墨家成员多处于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实践技能进而摸索出经验规律并能够上升为符合科学思想的理论原理，他们用克俭处世精神、高超的技术和知识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守、防御)，技术与战术并重，墨家由此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